在佛灭后约三百年间，也就是从公元前486年至前186年，以阿含传承为正宗的阿难系一直团结和睦。
公元前约185年至前149年，阿育王第六代孙，孔雀王朝末代君，巽迦王朝开创者沸沙王，发动了“憎嫉佛法焚烧经典”的灭佛事变，东部仅在华氏城即摧毁佛寺八百座，屠杀佛徒“血流成川”，有五百阿罗汉逃到王舍城南仙人山。西部在迦湿弥罗仅边境一带，即摧毁佛寺五百座，其他地方不计其数。
在这次灭佛运动中，原阿难系本部被迫隐于雪山，后世称为雪山部。部分阿含师和经本因此幸免于难，为佛教保存了些许元气。
佛教遭受了沸沙王朝的沉重打击之后虽然有所恢复，但是也因圣典毁失殆尽，一些阿难系上座部学僧无师可依，比丘迦旃延尼子受大众部《舍利弗阿毗昙论》影响，著《阿毗达摩发智论》，创立“说一切有部…所说与经不相符”。有部舍本逐末，轻经重论，最后分化为十一部左右，直到公元一世纪末期，鸠摩罗多首倡、室利罗多建立的经量部时代，才开始倡导回归经典，尊阿难为师。
大众部则随分歧斗争加剧，至少分成九部以上，直至大乘教派的崛起为止。随着正法持续衰落和经本青黄不接，一些“中兴”佛教的先驱开始尝试新编经本戒本，寄托思佛与怀念之情的，有关诸佛前世行菩萨道的本生谭也被创作和流传开来，为大乘萌芽准备了丰富的养料。
佛灭五百年后，与佛说“正法…余有五百年；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有相似像法生。相似像法出世间已，正法则灭”相呼应，大约“公元一、二世纪间，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(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)；最后，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互相调和结合，又产生了大乘密教。”(1989《辞海》)
基于律师系上座部的南传锡兰的佛教历经二百余年，此时也发生了部派分裂，形成了“斥大乘，习小教”的大寺派，以及“学兼二乘”，受新大乘思想影响的无畏山派，新大乘思潮由此波及南传。
具体地说，公元一世纪佛教衰落至极点时，如《法灭尽相经》所说“诸比丘辈食人信施而不读诵经书，不萨阇［dū］为人受经，戏论过日，眠卧终夜，贪着利养，好自严饰，身着妙服，离诸出要、寂静、出家三菩提乐。形类比丘，离沙门功德，是法中之大贼，助作末世…毁禅定智慧，断戒璎珞，污染正道。”
那时候，僧众只图眼前快乐，不求自利利他，不读诵《阿含经》，不好好讲经说法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。少数坚持修行戒定慧解脱的比丘只求自度，放弃原则，选择沉默，明哲保身。以上两种人后来被大乘派僧众称作小乘自了汉，也是其来有自并不冤枉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上座部的有识之士决定回归圣典，后世称之为经量部。大众部的有志者也想“回小向大”改变佛法式微的局面，只是他们没有像正量部那样回归圣典，而是另起炉灶，创新理论，新编经书，阐扬大乘思想，大乘佛教就这样应运而生。因其受到犍陀罗国迦腻色迦王朝的支持，所以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部派，后世称为大乘佛教。
大乘佛教本来是针砭时弊的产物，初期仍然以佛为大乘的领袖，只是特别推崇发菩萨心修菩萨行，并不排斥声闻、辟支佛的二乘涅槃。因为释尊成佛前就是菩萨身，成佛后依然秉持和践行菩萨的入世精神，积极弘法利生诲人不倦。现在，菩萨之灯熄灭了，大乘派僧想把它重新点燃，目的是要向佛学习，积极入世普度众生。所以早期大乘佛教与佛教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。
然而，大乘佛教只是如来正法的尾声和回光返照，不久就发生了两极分化，分成老大乘与新大乘。老大乘仍然坚持老三乘，以释迦佛为中心，以涅槃道为行法，大力推崇菩萨道的入世精神；新大乘则发展为极端大乘派，主张以菩萨为大乘的代表，如《正法华经》公然提出了“声闻、缘觉、菩萨”的新三乘，将菩萨推上了佛教舞台的中心，让佛靠边站并成为菩萨御用发声的工具。
新大乘片面主张以成佛为唯一目的，极力鼓吹人人作佛，“不舍众生，永不涅槃”，视声闻、缘觉为不值一学的小乘，如《法华经》称“唯有一佛乘，无二亦无三。”“对小乘佛教讥贬呵斥不遗余力”(任继愈《中国佛教史》)，如《首楞严三昧经》教人“宁作五逆重罪…不…作漏尽阿罗汉”。让人误以为只有成佛才是佛教，只有新大乘才是最高大上的佛教，其他部派乃至原始佛教都是低级佛教。
如果说初期的大乘佛教是温和派在主导，那么后期则是偏激派占了上风。“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”，自我标榜为“大乘佛教”，教人“回小向大”鄙弃以前的佛教，鄙弃声闻、缘觉，只要菩萨，这样就把老三乘全部推翻了。鄙弃声闻说穿了就是鄙弃初次结集《阿含经》的圣僧团。这些人都是亲耳听过佛说法的圣僧，鄙弃他们就是鄙弃圣典。没有圣典的制约，释迦佛不再是唯一的权威，弥勒菩萨不再是唯一的菩萨，一佛刹不再是唯一的佛刹，《阿含经》也不再是唯一的佛经。大小乘之分破佛破法破僧，三归依就这样从根本上被打倒，直接宣告了正法时期的终结。
应该说偏激派最早也是矫枉过正的产物，只是发展到最后偏离了大乘佛教的本意，走上了另立佛教的邪路，在客观上制造了两个佛教，并最终演变为一个有别于佛教且又附佛而生的新兴宗教。
在早期佛教史上，佛与魔的斗争始终是涅槃与反涅槃的斗争。到了新大乘偏激派，这种反涅槃的意识已经形态化，与佛教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严重的对立。虽然它也自称是佛教，但却假借佛口修正和颠覆佛教学说，与佛所预言的“相似像法”别无二致。因而一亮相就被当时一些法眼如炬的“小乘学众”斥为“婆罗门书、魔说、外道邪说”，所谓“伪大乘、相似像法、大乘非佛说”乃至“菩萨教”“附佛外道”等等，包括南传大寺派“斥大乘”所破斥的对象，说的都是这种偏激派所主张的“新大乘佛教”。
应当说，大乘佛教是大众部的末派，也是部派佛教的末派。新大乘佛教是大小乘之分的始作俑者，也是整个部派佛教时期的终结者。而大小乘的分裂又是正法转为像法的分水岭，印度佛教从此进入像法时期，遭到后来许多王朝打压。如《大唐西域记》称：“迦腻色迦王既死之后，讫利多种复自称王，斥逐僧徒毁坏佛法！”奴隶种姓两度称王两度破坏佛教，与佛教自身的衰败和内乱脱不了干系。
佛灭六百年前后，佛教已经深入像法时期。约公元2世纪初，由贵霜王朝最鼎盛的迦腻色迦王发起，以阿难系说一切有部的五百比丘为结集者，由胁尊者(梵音波栗湿缚)指导，世友主持。地点在旧称罽宾的迦湿弥罗。主要成果是将三藏各制十万颂，对经论律重新释义。其中疑为经藏颂文的，有关佛灭后圣典结集经过的内容收入《增一阿含经》，作为序品得以保留。传世的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则是对迦旃延尼子所造《发智论》的详细注释。
纵观以上四次结集，除第一二次是公认的以外，第三次结集只在南传佛教中流传。北传则以迦湿弥罗结集为第三次，律典只记前二次结集，不记华氏城阿育王结集。南传以华氏城结集为第三次，斯里兰卡结集为第四次。
在“沸沙法难”掀起的宗教大清洗中，佛徒避难外流，加之此前摩阐提比丘在罽宾、揵陀勒叉(犍陀罗)；大勒弃多比丘在臾那世界国(中国西夏)弘扬佛法，以及随着公元前139年和前119年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，西汉使臣沟通了与印度及中亚诸国的交往，浮屠经也就是佛经早在公元前便已通过南北陆路传入中国。仅据学界考证，大约从公元25年的东汉明帝开始，有关佛教典籍传入境内。《阿含经》传来中国时，是在东晋与南朝期间。当时，“新大乘佛教”已经在中国流传了数百年之久，已经成为主流而被广泛接受。
新大乘教的先入为主，阻碍了《阿含经》的影响和传播，并使之在若干年后成了被审判的对象。许多有影响力的佛教人物受到资讯条件限制，不了解印度佛教历经法难摧残和历史演变，正法已经消亡，并从像法时期进入了末法时期。深受新大乘学说影响的高僧大德，如隋僧天台宗智顗比丘，唐僧贤首宗法藏比丘，误将阿含圣典等同于枝末杂经，相继判作“藏教、小教”，称“三藏教的属小乘”，即以三藏教作为小乘教的别名加以贬低。加之梵本在汉化中润色不足，译文重复拙涩，次序紊乱不便等原因，致使此后千数百年间，中国佛教一系忽视了《阿含经》对于基础研究、基础教育的不可替代性。许多学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教理教义和有关常识都不是很清楚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源头和基础的东西没有搞清楚，这就正好说明了回归原始圣典的可贵。
如前所说，公元一二世纪间，正是释迦佛预言正法灭、像法生之际，偏激派所主张的新大乘佛教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开山立派，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，并自立三藏，广造经论，大乘经论由此陆续亮相，其正式出现大约晚于首经阿含约五百年。
那时候去佛已远，许多佛教的常识、史料在传说中已经出现失实、讹误，甚至变成谣言而广为流传。相比之下，《阿含经》中的释迦佛则更为接近人物时代及其生活原型。所以我更想把《阿含经》中的释迦佛介绍给大家，介绍给所有关心、爱好佛法的朋友们。在佛陀传记林立之中，这也是我再写出一本的原因。
诚然，正法已经被埋没两千年了，以至于许多说法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陌生。如果以末法学说为标准去衡量原始正法，或者心存成见，一听正法与想象的不同，或者与末法学说有出入，就生出逆反心理，就不顺耳，就失望而去，那就会与正法失之交臂。因此，只有彻底清除像法思想影响，将主观世界打扫干净了，才听得进正法之音，才觉得原始佛教格外亲切，这也是毋庸讳言的。
有道是佛法甚深微妙，为佛立传谈何容易，管窥蠡测，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！限于笔者智识水平浅陋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雅谅之余，还望批评指正！